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流传至今的历代古籍蕴涵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既是传承华夏文明的主要载体，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将所有图书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称为“四部”。四部分类法是我国的传统分类法，如《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中“子部”专指一家之学术，是对诸子百家及后世各类专门学问文献的统称，涵盖哲学、政治、军事、医学、科技、艺术等多元领域。子部文献始于先秦儒、墨、道、法、名、阴阳等思想流派，后延伸至释道典籍、兵书农书、医家技艺、天文算法、谱录类书乃至小说杂家。子部之书以立说见长，或思辨天道人性，或探讨经世致用，承载着中国传统社会“形而上”的智慧与“形而下”的技艺。其学术脉络既呈现了思想争鸣的活力，又展示出知识分化的广度，是理解中华文明深层精神结构与实践理性的核心文献群。

清华大学图书馆珍藏古籍及民国线装书28000余种、280000余册，其中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者1885种、孤本425种；收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者4623种，5086部。这些古籍文理兼优，四部咸备，在海内外古籍界有一定的影响。200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被列为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为深入揭示和宣传馆藏古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图书馆将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分别举办展览，甄选其中兼具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珍本进行展示。此为子部善本特展，欢迎各位读者参观。

                                                                                     开展时间：2026年4月25日

展览地点：清华大学图书馆北馆一楼

 

 

 

 

「儒家类」

 

儒家类在传统四部分类体系中居于子部之首。其源出于先秦孔孟之道，以《论语》《孟子》《荀子》为奠基之作。儒家学说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升为官学，此后历代注疏阐释不绝，呈现出从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完整演进脉络，绵延两千余年，形成庞大谱系。

儒家类文献的学术地位，经历了从经史附庸到独立成类的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于“诸子略”，其时“诸子出于王官”的观念仍主导着学术分类，儒家著述尚未获得独立的类别地位。至《隋书·经籍志》，儒家类始在子部中明确分立，此后递相沿袭，至《四库全书总目》而集其大成。

儒家类著作以阐发孔孟之道、明体达用为宗旨，与经学互为表里。经学重在训释经典、发明大义，儒家子书则更重思想家个人的理论建构，或以儒家观点讲学论事，如《荀子》《孔子家语》《朱子语类》等，既是对儒家经典的深化诠释，又构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儒家类文献不仅是历代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思想根本，更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与价值认同，其影响力远超学术范畴，渗透于制度建构、教育体系与日常生活之中，是理解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关键锁钥。

 

《纂图互注荀子》

元刻明印本

周荀况撰，唐杨倞注，宋龚士卨编。二十卷。书前有杨倞序，目录后有《荀子欹器》《天子大路》《龙旗九斿》三图。书中于杨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注”诸例，按其体例，应为当时建阳坊肆应时帖括之书。《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此版为南宋本，实则书中避讳并不谨严，且多简体字，似元翻宋刻本。宋元书坊所刻纂图互注的子书中，以《老子》《庄子》《荀子》及《扬子法言》最为常见。书中有杨沂孙题识。杨沂孙（1813-1881），常熟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晚年曾编修《安徽通志》，擅书法篆刻及金石彝器，著有《文字说解问讹》等。近代知名藏书家常熟丁祖荫旧藏。

《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

元泰定元年（1324）梅溪书院刻本

二十二卷。编者有南宋马括或滕珙两说。马括，《宋史》无传，淳祐辛亥（1251）曾居于崇川。滕珙，字德章，号蒙斋，婺源人，宋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朱熹弟子。编者取朱子语录、文集分类编次，将每一论述之缘起和立论之意编辑而成是书。其内容广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朱子思想的重要著作。书为黑口，双顺鱼尾，紧行密字，仿赵体字，具备典型建阳刻书风貌。目录后有一长方牌记“时泰定甲子春刊于梅溪书院”，“泰”字被书估挖改补纸，墨笔书“景”以伪充宋本。《书林清话》记载，梅溪书院创立于元大德年间。此本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珍藏的20部元刻本之一，《中华再造善本》以此为底本影印出版。

《孔子家语》

日本宽永十五年（1638）风月宗智刻本

三国魏王肃注。十卷。其作者和成书年代，有不同说法。《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七卷，与今本所见不同。该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言行，王肃称内容得之于孔子后人，并为其作注。关于其书是否是后人的伪托之作，自唐宋时期已聚讼纷纭，即使近几十年来的考古中新发掘的简牍可能提供新的证据，然其成书年代及作者至今未成定论。宽永十五年本的《孔子家语》内有日文助读符号，王国维曾为此本作跋，谓“此本不知出何本，然佳处时出诸本上”，足见该和刻本的版本价值。宽永本在日本影响很大，后世多种对《孔子家语》的增注、补注均以此本为基础。

 

「道家类」

 

道家类文献之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老庄学说。《汉书·艺文志》立“道”类于“诸子略”中，以《老子》《庄子》等为代表，总结其宗旨为“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魏晋以降，道教兴起，道家与道教文献渐趋交融，《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均设道家类，兼收老庄注疏与道教经典。至《四库全书总目》，道家类正式确立，涵盖先秦道家著作、历代注疏及道教炼丹、养生、斋醮等内容。道家类文献内容丰富，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先秦道家经典及其注疏，以《老子》《庄子》《列子》为核心，衍生出河上公注、王弼注、郭象注等历代阐释之作，探讨“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哲学思想。二是道教经典与修炼著作，如《抱朴子》《云笈七籖》《周易参同契》等，涉及内外丹术、养生导引、符箓斋醮、神仙传记等内容，兼具宗教实践与方术色彩，后归入宗教类。这些文献是研究道家哲学、道教历史及中国古代养生文化的重要资料。

《三子合刊》

明闵齐伋刻朱墨套印本

不著辑者。十三卷。该书汇刻了《老子道德真经》《庄子南华真经》和《列子冲虚真经》三部具有代表性的道家典籍，每卷后均附有音义。明末出版业发达，雕版套印技术成熟，书籍制作精良，其中尤以浙江湖州府闵氏的“闵刻本”及凌氏的“凌刻本”最为知名。闵氏特别注重书籍的校雠质量，常不惜工本，辗转传校。其精校精刻的《三子合刊》字体工稳，眉批和行间批均采用宋体，开卷灿然，极富观赏和收藏价值。书中以墨色刻印正文，以朱色套印圈点符号及评点批注，是典型的双色套印评点本。其中，《庄子南华真经》的批注为明代孙鑛所作，闵齐伋对其批注内容做了一定删改。闵刻本《三子合刊》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孙鑛《庄子》批注的流行，使其成为《庄子》阐释中影响广泛的重要文本。

 

《（彝文）劝善经》

明刻本

不著撰人。不分卷。古彝书通常为手抄本，雕版印刷本极为少见。此书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藏252册武定古彝书中唯一一部雕版木刻本。明刻本《劝善经》有两种不同版本，清华藏本为其中一种，且为年代最早者。此为明代末年云南省武定彝区凤氏土司所刻，其残余木刻雕版原藏那氏土司衙署中，后捐赠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全书约22900字，以浅近流畅的彝文翻译《太上感应篇》，以其章句为题注释解说，藉以宣教说理，反映了汉族道教思想对彝族地区的影响，体现了汉地与彝区自古以来的文化交流。著名少数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因其中“网罗着许多引人入胜的新鲜材料，仁民爱物之心，尤溢于言表”，将其译为汉文发表。

 

馆藏彝文古籍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少数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在云南武定、禄劝一带收集彝文文献，自那氏土司衙署中抢救性收集2000余册彝文古籍。这批文献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收藏。清华的一份包括1册刻本和251册抄本。其内容极为丰富，除本民族的宗教经书外，还有家谱、医书、史书、唱本、天文历算等，广泛涉及西南地区的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及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彝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文化教育、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的宝贵资料，有些还图文并茂，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2005-2006年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图书馆完成了对这批彝文古籍的整理和修复，其中已有9部被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法家类」

 

法家类收录先秦至清代以法治思想为核心的诸子著作及相关文献。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法、术、势的结合，突出君主权力的绝对性，反对儒家的仁政思想。先秦时期以《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代表，奠定理论基础；秦汉以后，法家思想逐渐融入儒家主流，形成“外儒内法”的统治格局。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始将法家文献独立为“诸子略”之一类。《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韩子》《慎子》等十家。《隋书·经籍志》立“法家”类目。魏晋以后，随着律令体系成熟与儒法合流，法家著述渐少，部分刑律之书归入此类，如宋慈《洗冤录》、桂万荣《棠阴比事》、幔亭曾孙《名公书判清明集》等。该门类文献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制度变革及法治理论的重要源头。

《洗冤录》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陈氏武昌臬司刻本

宋宋慈撰。不分卷。书后附《续附疑狱摘要》一卷，为五代和凝撰《疑狱集》节选。宋慈（1186-1249），字惠父，福建建阳人。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任长汀知县、剑州通判等。淳祐七年（1247），宋慈在提点湖南刑狱任上重视现场勘验，总结司法检验经验，编成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后省称《洗冤录》）。《洗冤录》共53条，内容大致分为三个方面：检验官员的勘验原则、各种尸伤的鉴定与特征、保护和急救手段，被后世刑法官员奉为圭臬。此版《洗冤录》为罕见的明代臬司（提刑按察司）刻本，前有王在晋所撰《重刻洗冤录序》，称“楚故多滞狱，十余年不决”，观察武昌宪副陈公悯之，“又并刻《洗冤录》附之”，可见本书刊刻是以提升当地刑法官员司法检验水平为主要目的，有强烈的实用色彩。全国孤本。

 

 

「兵家类」

 

兵家类文献以古代军事理论为核心，包括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大流派。代表典籍以《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为最古，主要内容包括生聚训练之术与权谋运用之宜。《六韬》《三略》《尉缭子》等亦为重要文献，部分兵书杂以阴阳五行、风云气色及占候之说，与术数类相出入。明代戚继光《练兵实纪》等实战著述亦收录其中。 《汉书·艺文志》设“兵书略”为独立门类，著录五十三家。魏晋以后，兵家逐渐并入子部，《隋书·经籍志》始定兵家为子部类目之一。北宋元丰年间颁定《武经七书》作为官方军事教材，明代《武备志》系统汇编兵家四派思想，清代《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选录标准以论兵为主，去取甚严。

《治平胜算全书》

清抄本

清年羹尧撰。十四卷。年羹尧（1679-1726），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历任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平西将军、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是清代著名的军事将领，曾多次督兵剿抚西藏、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武装，才气凌厉，治事明敏，因他的努力使清前期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得以加强。除此书外年氏还撰有《年将军兵法》。是书详细讲述行兵、作战、武器、军需、阵法等内容，附图四百余幅，是研究清前期军事理论的重要材料。据书前自序，重装汇订，时在雍正二年（1724）三月。此书未曾付梓刊行，仅有多部抄本行世。馆藏此本有朱笔句读、圈改，据避讳可知，抄成于乾隆年间，距成书年代更近，加之一代名将所著，尤具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农家类」

 

关于农家类文献的最早出处，《汉书·艺文志》云：“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汉书·艺文志》立“农家”类于“诸子略”下，著录九家，多托名神农。其早期著作多已亡佚，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农书为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此后，历经宋元，涌现出宋陈旉《农书》、元官修《农桑辑要》及王祯《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等综合性农书经典，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传承谱系。传统农家类文献范围较为宽泛，以农业生产技术为核心，涵盖作物种植、土壤改良、农具使用、水利灌溉、蚕桑牧养等实务，同时蕴含“重农抑商”“重农贵粟”的政治经济思想。清代《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收录文献以实用技术为主，强调其“民生之本”的经世价值。

《御制耕织图》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内府刻朱墨套印本

清焦秉贞绘图。耕图、织图各23幅。焦秉贞，字尔正，山东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供奉内廷。擅长人物、花卉及楼台界画，融合西洋透视与明暗技法，别具生面。是书前有康熙帝御题诗，焦秉贞绘图，名刻工朱圭、梅裕凤镌版。每图皆有康熙帝御题七言题画诗一首。耕织图起源于宫廷，原是画师在宫廷建筑物上绘制农家耕织的情形，后来发展到民间，成为一种介绍和传播农业技术的方法。南宋初年，於潜县令楼璹首先编绘了耕织图书，包括耕作、栽培、灌溉、收获、养蚕、采桑、缫丝、纺织等内容，成为当时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亦是中国农桑生产最早的成套图像资料。此本是清代宫廷版画艺术之佳作。

《御题棉花图》

清乾隆三十年（1765）墨拓本

亦称《棉花图》，为方观承主持绘制的一套从植棉到纺织印染成布的图谱。方观承（1698-1768），字宜田，号问亭，安徽桐城人，官至直隶总督。计图十六幅，包括布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弹花、拘节、纺线、挽经、轧核、布浆、上机、织布、练染等。每图后附说明文字，及乾隆御题七言诗及方观承七言诗各一首，故称《御题棉花图》。据《清史稿》记载，乾隆三十年“高宗南巡，公（方观承）迎驾。……四月，条举木棉事十六则，绘图说以进”。图册仿《耕织图》体例，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清乾隆时期北方植棉业和棉纺织技术，被认为是我国古代仅有的棉作学专著。拓本为乌金拓，有乾隆原拓本，本馆藏为清乾隆三十年（1765）内府精拓本，以乌金拓法而成，图为阴文线刻，线条工细谨密，画面各具形象。

 

 

「医家类」

 

医家类文献的源头可追溯至上古巫医混杂的方技之学。《汉书·艺文志》将“医经”“经方”等归为“方技略”。魏晋至隋唐，医学文献日益丰富，《隋书·经籍志》始设子部“医方”类。至《四库全书总目》，正式确立“医家类”，成为子部固定门类。医家类文献涵盖广泛，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基础理论著作，以《黄帝内经》为代表，奠定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理论框架；二是方书与本草，如《伤寒论》《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记载辨证施治原则与药物知识；三是临床各科及针灸、养生著作，如《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等，全面反映古代诊疗体系。医家类文献系统保存了古人辨病、立法、处方的宝贵经验，是研究中医学理论体系与临床实践的核心素材。同时，这些文献蕴含了“天人合一”“治未病”等哲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应用意义。

《类经》

明天启四年（1624）刻本

明张介宾撰。三十二卷，《图翼》十一卷，《附翼》四卷。张介宾（1552-1639），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拜名医金梦石为师，尽得其传。曾从军游历河北、山东等地，功名未就，仍以行医为生。晚年撰有《景岳全书》。介宾以《黄帝内经》原文不易理解，遂详加阐释，共得390条，分12类，厘为《类经》三十二卷，又益以《图翼》十一卷，《附翼》四卷。全书条理井然，易于寻览，注释亦颇有发明。其医易同源的主张，颇受后代医家重视。此为张介宾自刻之本，刻工为会稽人谢应魁，刊印甚工，绘图精妙。《中华再造善本》以馆藏此本为底本影印出版。

《养生类纂》

明成化十年（1474）谢颎刻本

南宋周守忠编纂。二十二卷。周守忠，一名守中，字榕庵、松庵，生卒年不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编撰有《历代名医蒙求》《养生类纂》《养生月览》等医学类典籍。《养生类纂》以纂集与养生相关的理论和知识为主要内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养生类书。书中搜罗前人对于养生的著述与言论，征引范围极广，不仅限于医学典籍，还囊括经、史及集部文献。其内容细分为14个部类，涉及天文、地理、屋舍、毛兽、米谷、果实、菜蔬、草木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古代日常医疗文化和养生思想。书中择取的文献还反映出编者提倡顺应自然的生命观。《养生类纂》征引搜集的文献较多，当中留存了部分原书现已散逸的文献，据统计，其中所录已佚书籍多达103种，因而具有很高的文献辑佚价值。

《本草图谱》

日本大正十年（1921）东京本草图谱刊行会刻彩色套印本

（日）岩崎常正撰。九十三卷，附索引一卷。岩崎常正（1786-1842），字灌园，师从日本本草学家小野兰山，后受德川幕府之邀开辟药园。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于17世纪初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本草学影响很大，岩崎常正推其为集大成之作，并认为中日地域气候不同，药物亦应有所差异。当时本草书籍配图甚略且拙，难以辨识，而图不可不精，岩崎遂种药写生，手植两千多种植物，遵从《本草纲目》分类编排，历时二十余载，于日本文政十一年（1828）绘制完成《本草图谱》。全书分草、谷、菜、果、木、服帛器物六部，收录药物三千四百余种，是日本江户时代最大的植物图鉴。此书经十数种颜色多色套印，极为精美工致，有工笔画风，且图文并茂，为研究中医药学的重要文献。

 

 

「天文算法类」

 

天文算法类文献源自上古对天象的观测与历法的制定。《汉书·艺文志》将“天文”“历谱”归入“数术略”，《隋书·经籍志》始设“天文”“历数”两类。至《四库全书总目》将二者合并为“天文算法”类，下设“推步”“算书”二子目，形成完整体系。该类文献涵盖两大领域：一是推步，包括天体观测、日月食预报、历法编制等，代表著作有《新仪象法要》《授时历》等；二是算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等，代表著作有《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用于历法推算与天文研究。天文算法类文献系统保存了古代天文学与数学的辉煌成就，如祖冲之圆周率、郭守敬《授时历》等，均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它们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数学史的核心史料，反映了中国古典科技体系的严谨性与独创性。

《浑盖通宪图说》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樊良枢刻本

明李之藻撰。二卷，首一卷。李之藻（1565-1630），字振之，号我存，又号凉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明代科学家。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学识渊博，精于历算，时与徐光启齐名。万历四十一年（1613）与利玛窦合译《同文算指》，是中国编译西方数学的最早著作。书中以西方天体学说阐释中国《周髀算经》中的浑天与盖天学说，尝试调和中西天文学认知。此书刻印于1607年，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介绍平仪（即星盘）制造法以及使用法的图书，也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天文仪器及早期画法几何知识的著作，对十七世纪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数学九章》

清乾隆间四库全书馆写本

南宋秦九韶撰。十八卷。秦九韶，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寓居湖州。南宋著名数学家，精研星象、音律、算术、营造之学，所著《数书九章》体现了世界同时代数学的最高成就，清阮元《畴人传》有其传。本书又名《数书九章》，分大衍、天时、田域、测望、赋役、钱谷、营建、军旅、市物九类，每类九题，计81题。书中有多项重要数学成就，如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式组解法）、正负开方术（增乘开方法）等，还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用十进小数表示无理根的近似值。书问世后流传不广，此为四库馆臣自明《永乐大典》中辑出抄录之本，并加校注，收入《四库全书》，自此《数学九章》广为流传。书为毛装，副页上粘有黄签，题“臣蔡新恭校”，正文后黄签题“写字人誊录监生胡潮”。残存卷九上二十四叶和卷九下三十八叶。

《同文算指》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

（意）利玛窦授，明李之藻演。前编二卷。此书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与明代数学家李之藻（1565-1630）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合作完成，主要根据德国数学大师克拉维斯（1537-1612）的《实用算术概论》与明代数学家程大位的《算法统宗》编译。利玛窦1582年来华传教，同时带来西学书籍，在华期间与徐光启、李之藻合作编译西书。《同文算指》全书十卷，分前编二卷通编八卷。前编内容为笔算方法，包括定位、整数及分数四则运算和验算法。本书是西方数学系统输入中国之开端，本馆所藏乃此书最早版本，明万历四十二年由澶渊王嗣虞、新安汪汝淳、钱塘叶一元同校梓行。

《大统万年历》

明朱墨抄本

   不著撰人。十二卷。颁历授时乃国之要政，明初沿袭元代郭守敬所制之《授时历》做法，由太史院使刘基进呈《大统历》，并一直行用至明末。此本非某具体年之历日，而是明代编辑历日之理法参考。正月至十二月各为一卷。各卷首页各栏表示月序、大小月、所含节气、月建、离绝往亡、长短星、时刻、月建规则、月令神煞、日躔、年九宫等。其后正文各十五页，分为六栏，依次标注六十甲子纳音五行、建除十二直、吉凶神、吉凶神煞、宜不宜、宜忌事项、宜用时刻等。其中吉神、宜某事均以朱笔抄写，余以墨书。卷末有收藏者李奎写于崇祯甲申（1644）年朱笔跋语，记得此书于吴门（今苏州），其时书本已古旧，可知此书抄写年代当更早。曾经潘祖荫赐兰堂以及杭州杨文莹、杨复父子丰华堂递藏。抄写工整谨严，开本广大，朱墨灿然，为存世罕见之孤本秘籍。

 

 

「艺术类」

 

艺术类文献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六艺”中“书”及工艺技法的记载。《汉书·艺文志》未设专门类目，相关内容散见于“六艺略”与“方技略”。《旧唐书·经籍志》设立“杂艺术类”开以“艺术”立目的先例。宋元时期此类文献内容增多，繁杂难分。明清之际形成了以书画、清玩、工艺、博弈游戏、音乐为主体的艺术类格局。至《四库全书总目》，正式确立子部“艺术类”，下设“书画”“琴谱”“篆刻”“杂技”等子目，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艺术类文献涵盖范围广泛，主要包括：一是书画理论，如《历代名画记》《书谱》等，探讨创作技法与鉴赏；二是琴谱、棋谱等表演艺术与游艺著作，如《琴史》《棋经》；三是篆刻、装潢、器物工艺等实用技艺，如《印典》《装潢志》。艺术类文献系统保存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与审美的理论成果，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美学史的核心史料。它们记录了“气韵生动”“意在笔先”等独特审美观念，体现了古人“游于艺”“由艺进道”的精神追求，全面反映了古代艺术创作的丰富面貌。

《古砖砚文》

原拓稿本

清马起凤辑。马起凤（1800-1862？），字傅岩，原名宗默，后改名起凤，号山父、山甫、梦舟、盘上、清逸老农等。浙江嘉兴府海盐人。此册辑古砖砚拓片39种，每拓有马氏亲书题名、释文并跋文。有些拓片为其手拓，有些为友人相赠。册前有张廷济题签。册后有许华金、凌辰、吴晋德、陈经、张谦、杨澥、杨宗濂等19人题跋、观款，时间跨度自道光五年（1825）至咸丰五年（1855），题跋者皆为马起凤金石友人。据册中题跋推知，此册道光五年已初成，九年（1829）已“集汉魏以来古瓦古砖至四十余种”，二十九年（1849）裒然成册，“每出必随带行箧，以便按图以求也”，可知此册乃其积三十年心力刻意汇存之作。马起凤素以全形拓开创者的形象闻名，此集拓本作为较早出现的一批砖拓汇集，除具有版本、文献、艺术价值外，也见证了江南文人围绕古砖展开的收集、琢砚、传拓、品题等一系列交游活动。

 

《北平笺谱》

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刻彩色套印本

《北平笺谱》是一部木版水印诗笺图谱，共收集北京荣宝斋、淳菁阁、松华斋等笺纸藏版，收入赵之谦、王振声、刘锡玲、林纾、陈师曾、姚茫父、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溥心畲、吴待秋等所作花卉、山水、人物、蔬果等古今名人画笺332幅。1932年冬，鲁迅北平之行，有感于笺纸这一传统艺术日渐衰落，因而萌生了搜集、编选笺谱的念头。郑振铎利用在北平任教之便，到琉璃厂一带广为搜罗，寄到上海请鲁迅选定。该书由鲁迅和郑振铎于1933年12月编辑出版，初版印制100部，后因销售空前，很快售罄，在1934年又重印了100部。1958年，为纪念郑振铎先生，北京荣宝斋复制了《北平笺谱》，易名为《北京笺谱》。笺谱以时间分卷，共六册。前有鲁迅、郑振铎二人序，后有郑振铎《访笺杂记》。书为线装，鲁迅设计开本、版式及装订形式，沈兼士题签，沈尹默题写扉页，魏建功书写鲁迅序言及目录，郭绍虞书写郑振铎序言。初版100部，每部各有相应的编号。本书为初版第68号。

《样式雷建筑图集》

手绘剪贴本

“样式雷”是清代雷氏建筑世家的誉称。雷氏家族自清康熙年间到民国初年的二百余年里，共有八代十几人主持皇家的各类建筑工程，负责建筑设计和图样绘制等工作。由于供职于皇家建筑机构“样式房”，故称“样式雷”。故宫、天坛、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清西陵等世界文化遗产的设计建造或重建修缮，均有样式雷家族参与其中。现存样式雷图档主要保存在国内外多家机构，详细记录了传统建筑行业的机构设置、选址勘测、规划设计、工程施工以及建筑技艺等，反映了清代建筑的设计水平和营造制度，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资料宝库。2007年6月，“清代样式雷图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本图集为手绘、剪贴画裱装本，内容以洋花式槅扇为主，图样大多为白描，个别为彩绘。

 

「谱录类」

 

谱录一类，唐代以前未有，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始创“谱录”一门，清《四库全书总目》因之，是子部较晚设立的类目。此类文献最早可溯至先秦两汉时期对器物、草木等名物的著录。宋代金石学、博物学兴起，谱录类著作大量涌现。宋初《崇文总目》设“岁时”“草木”等类目，《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收录《茶经》《竹谱》等书。《四库全书总目》将谱录类独立于农家、艺术之外，单独立类。谱录类文献内容丰富多样，可分为三类，一是器物谱录，如《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砚谱》等，记载古器物形制、款识与鉴赏；二是食谱、茶谱，如陆羽《茶经》、释赞宁《笋谱》等，记录饮食文化与食材知识；三是草木鸟兽虫鱼谱，如戴凯之《竹谱》、范成大《梅谱》等，系统记述动植物品种、习性及栽培方法。这些文献兼具考据、鉴赏与实用价值。

《皇朝礼器图式》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内府刻本

清允禄等修，清汪浩存纂。十八卷。清乾隆时期，允禄等人奉敕对前代《三礼图》等几种礼书汇辑重修，以此为基础编纂《皇朝礼器图式》。全书分为祭器、仪器、冠服、乐器、卤簿、武备六个部分，列图于右，系说于左，详细胪列每一器物的尺寸规制、材料质地、品数多寡等信息。是书所载器物图画均木刻而成，镌刻精致准确，是清代宫廷版画的上佳之作，代表皇家刻书的极高水准。书中共绘有1300余幅器物图谱，所收图式，除前代礼器外，还新加入清代礼器特有的瓷质豆、登等礼器。冠服部分详细记载了清代补服的形制纹样，乾隆之前没有类似的版刻图谱文献，依据此书，可深入了解清代的典章制度。目录下钤有“湘西黄氏珍藏书帖印”“湘西黄氏半园书屋东窗”“慭斋秘笈”“许氏鞠霜楼藏书”等印，“慭斋秘笈”和“许氏鞠霜楼藏书”为近代湖南籍藏书家许推（1880-1959）藏书印。

 

「杂家类」

 

杂家类，顾名思义，即博采众家之长，思想体系无法归入任何一家之学说。《汉书·艺文志》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先秦《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其代表作。《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设杂家类，至《四库全书总目》加以厘定，明确区分杂家与小说家、类书等，确立了杂家“学通众艺”而“不主一家”的学术定位。杂家类文献内容驳杂，依《四库全书总目》可分为三类。一是“杂学”，如《墨子》《颜氏家训》等，此类著作兼采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家学说，意在融会贯通，自成体系。二是“杂考”“杂说”，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等，此类文献多为学者考证经史、评骘学术、记录见闻之作，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典制等。三是“杂纂”“杂编”，如《说郛》《津逮秘书》等，多为类辑旧文，摘录古书以成编，或是合刻诸书。杂家类文献虽体例不一，但多有独到见解，是研究古代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

《意林》

清光绪三年（1877）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唐马总编。六卷。唐人马总所撰《意林》辑录晋以前子书百十一家，颇为后世所重。乾嘉以后，刻本渐多，清代学者为之考订、校注，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存世有多部校注本。此为黄以周批校本。黄以周（1828-1899），字符同，号儆季，为清同治、光绪间著名学者，与孙诒让、俞樾并称。曾主讲南菁书院十五年，为学不拘汉宋门户，尤邃三《礼》。黄氏以朱墨两色批校，书中夹签甚多，书眉、行间满布批语和校订。五卷后又抄写一卷，题为“意林卷六”，抄自清李遇孙补辑《意林逸文》一卷，又补抄晚近刻本之序跋多篇。卷一卷端下朱笔题“定海黄以周元同校注 仁和许增益斋校刊”两行，其余各卷卷端下朱笔皆题为“定海黄以周校”。许增曾汇集多本异同批校《意林》，见黄氏批校本，自言愿为刊印，后未见付梓。此黄以周批校本和许增批校本原本，转归同为杭州藏书家之杨氏丰华堂，1929年入藏清华。

《意林》

清抄本

唐马总编。五卷。唐人马总所撰《意林》辑录晋以前子书百十一家，颇为后世所重。乾嘉学者为之考订、校注，此为光绪间仁和许增汇校批注本。许增（1824-1903），字益斋，一字迈孙，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末学者、藏书家。收藏既富，又喜勘订书籍，所校刻《唐文粹》精核无比，还刊有《榆园丛书》28种。此书将嘉庆周广业注本精抄于版心印有“意林”的乌丝栏专用稿纸上，以朱笔、墨笔汇校《道藏》本、廖本、徐本、聚珍本等《意林》五卷本，以及晚近刊行的张海鹏本等别本，并校以《大戴礼记》《汉书·艺文志》《唐书·经籍志》《风俗通义》等专书。周广业校注简略，间或有误，且多考于书目，相比而言，远不及许本全面深入。有学者研究，许增曾刻《意林补注》六卷，但未见行于世，或许并未刊刻。自用纸、版式、批注观之，此本应是为刊刻而作。曾经杭州杨氏丰华堂旧藏，有杨复题跋。

 

 

 

「术数类」

 

术数类文献之源头可上溯至原始社会的占卜与巫术活动。《汉书·艺文志》将相关文献归入“数术略”，下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体系初成。《隋书·经籍志》沿袭此制，设“五行”类。至《四库全书总目》，正式确立“术数类”，下分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子目，形成完整体系。术数类文献内容庞杂，核心是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理论为基础，推演人事吉凶祸福。可分为四类，一是数学类，如《太玄经》《皇极经世书》，探讨宇宙生成与数理推演；二是占候、占卜类，如《灵台秘苑》《易林》，通过天象、蓍草、龟甲等预测吉凶；三是相宅相墓、命书相书类，如《宅经》《李虚中命书》，涉及风水、八字、面相等内容；四是阴阳五行类，如《遁甲演义》，以五行生克解释天地人事。术数类文献虽多含迷信成分，但也保存了古代哲学思想、天文历法及民俗文化的重要资料。

《皇极经世通变》

明抄本

宋张行成撰。四十卷。张行成，邛州临邛人，字文饶，一作子饶，学者称为观物先生。宋绍兴二年（1132）进士。精《易》，通术数之学。著《皇极经世索隐》《元包数总义》等。张行成继承邵雍的象数易学，并有所发挥。所著《皇极经世通变》又名《周易通变》，是取陈抟、邵雍所传先天卦数等十四图，阐扬邵雍易学中的天数、地数、物数等思想，笺引旁推，敷演解释，以通诸图之变。以易图易数推论万事万物，其间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处。此书流传甚少，清华所藏为明代精抄本，未见别家著录。书前有明正德九年（1514）云崖题识，称以鹅湖先生（费宏）抄本为底本抄录。

《天文鬼料窍》

明朱墨黄三色抄本

不著撰人。十二卷。此书以阐释《丹元子步天歌》歌诀为主要内容，属星占术数类著作。“鬼料窍”，意指只有鬼才能知晓的诀窍，即秘本之意。书中星官次序及歌诀以《丹元子步天歌》为基础，歌诀偶有异字，辅以更详细的星官名字、位置描述，或征引其他学者的相关记载，以及星象变化及其吉凶占卜等。其中各垣宿星图中分别以黑、红、黄三色区分三家星官体系，即甘德（黑色）、石申（红色）、巫咸（黄色）。卷首有明弘治三年（1490）张景纯序言、释义（关于占星术语）、占经星附五星例、十二宫分等。卷末有外纪杂论、星宿值月、二十四气五更昏晓躔二十八星中星之图。此本抄写精良，绘图清晰，书中不避清讳，张景纯序迳称“大明”，抄写时代未入清朝。据钤印可知，曾经纳兰揆叙、李盛铎等名家递藏。

《天元玉历祥异赋》

明彩绘抄本

明仁宗朱高炽撰。一说撰者不明，朱高炽御制序并颁赐大臣。十卷。朱高炽（1378-1425）为明成祖朱棣长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即位，不足十月而崩。在位期间，他曾在宫中修筑天文台，并亲自登台做天文观测。《四库全书总目》提及天元玉历诸书，以为是书“无所发明考证，惟所载测天赋，较观象玩占所载之本颇有条理”。《明史·艺文志》、范懋柱《天一阁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明清官私目录皆有著录，均为七卷本。此书有明内府刻本，在清代被列入禁毁之列，未曾再刊。因其图文并茂，文字简练，广受喜爱和抄摹，而传抄之中不免篡易改动，故异本异文甚多。今传抄本多为彩绘图注本，上图下文，一图一天象。图文之侧书有天象名目，如天裂、地震等。下接书赋，或冠有“朱文公曰”字样。图下之文多引自《晋书》《隋书》《宋史》等官修史书的天文志，以及《天文录》《乙巳占》等占书。本馆所藏为明抄本，不避清讳，目录共五十五题，按天干厘为十卷。抄写工整，彩画精致。

 

 

「宗教类」

 

宗教类文献在四部分类法中主要涉及释、道两家。道教文献可追溯至汉代道经的出现。佛教文献随佛法东传而渐次积累，魏晋以降，佛道典籍日增。《隋书·经籍志》始设“道经”“佛经”两类附于经史子集之后。至《四库全书总目》，道家与神仙合为“道家类”，佛教文献因“不与中国典籍相参”而未予收录，另设“释家类”存目，形成传统目录学的处理方式。道教部分包括《抱朴子》《云笈七籖》等经典，涉及内丹、外丹、符箓、斋醮、养生等内容，兼摄哲学思想与修炼实践。释家类虽多为存目，但《开元释教录》《景德传灯录》等重要佛教文献亦被著录，涵盖经、律、论三藏、禅宗语录、高僧传记等。宗教类文献既包含深邃的哲学思辨，又记录丰富的仪式、戒律与修行方法，是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及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

 

《药师坛科仪》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内府刻本

《药师坛科仪》为藏传佛教药师佛仪轨典籍，由明万历年间番经厂掌坛太监郑利主持翻译、刊刻，此本为万历二十七年（1599）内府司礼监经厂初刻本，存世孤本。卷首开端有扉画三页，次有郑利所作之《御制药师坛科仪序》，记述译经缘起及刊刻背景，对研究明代内府经厂的设立与职能具有参考价值。经文由香文、灯文、水文、药师佛十二大愿和赞诗组成，汉藏双文书写，汉文在前，藏文在后。此本版式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雕刻精工，用料上乘，具备典型的明代“经厂本”风格。为了便于双语对照的排版，汉语部分皆采用从左至右横向书写，是早期横排汉文书籍的范例。其装帧形式也不同于传统的经折装，因横排排版而采用推篷装，是罕见的明代推篷装刻本。

 

 

「类书类」

 

类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献类型。三国魏文帝敕撰的《皇览》，开类书编纂之先河。此后南北朝至隋唐，类书编纂渐趋兴盛，《北堂书抄》《艺文类聚》等相继问世。宋代类书编纂达到高峰，出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将类书正式确立为子部独立类目，与杂家、小说家等并列。类书文献的核心特征是“辑录众说，分门别类”，编纂者将经、史、子、集各类文献中的资料加以摘录，按主题分类编排，以便检索使用。其内容极为广博，天文、地理、人事、典制、诗文、草木、鸟兽等无所不包。代表著作有唐《艺文类聚》、宋《太平御览》、明《永乐大典》、清《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兼具资料汇编与工具书功能，是古代学术研究、诗文创作、典章考证的重要依据，亦是今人辑佚校勘古籍的重要资料来源。

《对类》

明正统十二年（1447）司礼监刻本

不著撰人。无序跋，卷前有总目、《习对发蒙格式》《习对定式》《习对歌》各一篇。书分天文、地理、节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人物、人事、身体、衣服、声色、珍宝、饮馔、文史、数目、干支、卦名、通用、巧对二十门，另有连绵门、叠字门，并附各门之末。门下按字数多少分类，如“一字类”“二字类”等，采辑字词以为练习做对、小学发蒙之用，即《习对发蒙格式》所云：“今以虚实死活字分门析类，辑为对属，以便初学检阅。”《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未著录。书末有“正统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司礼监新刊”双行刊记。曾经清人惠栋及清末民初杭州杨雪渔、杨复父子丰华堂所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著录明刻本有多家收藏，此明正统十二年司礼监刻本只清华有藏，存世稀见。白棉纸，宽行大字，纸白墨润，刻印精良。

《初学记》

明嘉靖十三年（1534）晋府虚益堂刻本

唐徐坚等撰。三十卷。《初学记》是唐玄宗组织大臣为诸皇子作文时查找典故、搜检事类而编撰的类书，全书分为23部、313目，其体例前为叙事，次为事对，末为诗文，与《昭明文选》相类。该书取材广泛，遍及经、史、子部典籍，以及唐前及初唐的诗文。《初学记》在选择所录诗文时，遵循唐玄宗提出的“务求省便”原则，注重选取简洁雅正的作品。“晋府”，指的是明洪武三年（1370）受封于太原的藩王朱棢及其后代宗室。朱元璋登基后实施封藩制度，不继承皇位的子孙受封为各地藩王，各据一隅而不得涉政。这些皇室后裔承袭祖荫，依靠自身资源与财力藏书、编书、刻书，因此明代藩府刻书蔚然成风，所出典籍既多且精，质量上乘，为官刻本中的佳品，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晋藩是明代藩府刻书中尤为知名的一支，其藏书宏富，在藩王中居前列，与周藩并称为“周晋二府”。晋府所出典籍也不乏佳刻，《初学记》即为其中一种，卷帙浩繁，校刻精良，为后世所称道。书中钤有“朱谋鹤印”“芷田居士”“黄式三印”等章，首册扉页内粘有题签，作者不详，言该书已据严可均校写本校改，书中行间及天头有多处以朱笔校，应均出自题签人之手。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清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内府铜活字印光绪间描润本

清允礼等奉敕撰。本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号称“研综古今，搜讨殆遍”，集经、史、子、集之大成。清雍正六年（1726）以铜活字排印完成，工艺精湛，印刷装帧，极为考究。全书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共5020册，因其卷帙浩繁，只刷印64部。至光绪年间，铜活字本日渐稀少，光绪帝意将其原书化身百部，作为外交手段，向各国大使馆赠送，以宣扬此“中国之大百科全书”。光绪十六年（1890）自民间购得开化纸铜活字原印本一部，描润照相，再以石印法印行一百套。主持这次影印的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来由民国外交部接管，影印的底本，即所谓“描润本”便留在了外交部，而当时只有清华学校归属外交部管辖，故又转赠清华收藏。唯抗战南迁时，这部书在重庆北碚经日机轰炸而焚毁严重，可谓历尽兵、火、水、虫、鼠之灾，今仅残存57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