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1892-1982）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楷模，他的学术研究横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长期致力于推广国语（“普通话”）；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

1910年，赵元任作为第二批庚款留美生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1915年转学至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主修哲学。1920年，赵元任回清华任教，教授物理、数学与心理学。1921年再次赴美，在哈佛大学教书。1925年，赵元任重返清华，在国学院任教。1927年开始，系统开展汉语方言调查。1928年，赵元任辞去清华国学院工作，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语言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元任举家南迁，1938年由昆明赴美，在美国度过后半生。

图书馆结合馆藏相关文献，于2025年举办了第一期赵元任专题展览“星垂平野阔：赵元任与新文化运动（1915-1925）”，展示了赵元任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创作与活动。今年适逢清华大学建校115周年，图书馆以赵元任家人捐赠的珍贵日记、手稿及影像资料为主，举办第二期赵元任专题展览，立体呈现这位通才学者1925年以来在语言学、音乐学、摄影艺术等领域的卓越成就。让我们循着先生留下的学术轨迹，聆听那穿越时空的智慧回响。

开展时间：2026年4月25日

展览地点：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二楼清华文库阅览室 

赵元任生平大事记

1925年6月，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

1927年10月，赴江浙进行吴语方言调查，次年出版《现代吴语的研究》。

1928年下半年，辞去清华大学工作（仍兼课），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语言组工作。

1931年，在南京创设语音实验室。

1938-1965年，先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

1945年，担任美国语言协会会长。

1982年2月24日，在美国病逝，享年89岁。

  

《语条儿》（1926年）

《语条儿》是赵元任创作的一篇格言体散文，发表于《清华周刊》15周年纪念刊（1926年3月）。格言体散文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如《论语》《孙子兵法》，特点是语言精炼整饬，多有排比对偶等修辞，意味深厚且富有教益。《语条儿》在此基础上还有两个新特点：第一，在矛盾对比中阐明深刻的道理，展现作者辩证思维之美；第二，将丰富的趣味融入到说理之中，充分展现作者幽默风趣的个性。 

   

《忆寅恪》（1970年）

《忆寅恪》是赵元任和杨步伟共同创作的一篇怀念陈寅恪的散文，撰写于1970年3月，发表于俞大维等编《谈陈寅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一书。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该文回忆了陈寅恪从留学美国到任教清华诸多往事，并且详细记述一个至今为止都颇为人重视的细节：“陈寅恪名字读音问题”。文章指出，恪字在同辈人口中多读作“que”，其本人在正式签名中则用“ko”，体现赵元任身为语言学家的敏感与严谨。 

   

王力论文《中国古文法》批语（1927年）

王力是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代表作有《汉语音韵学》《中国现代语法》《汉语诗律学》等。1926年王力考进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学习语言学。赵元任在其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的附言后作出批语：“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从此“言有易，言无难”六字成为王力一生治学的座右铭，其中蕴含着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在没有全面深入调查的条件下不要轻易下结论，可信的学术观点需要有大量可靠的论据做支撑，在调查过程中要格外注意反例。 

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王国维（前左二）、梁启超（前右二）、赵元任（前右一），讲师李济（前左一）。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左一）与陆小曼（左二）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梁启超担任证婚人，赵元任夫妇与陈寅恪一同进城参加婚礼，并为新人拍照。1927年7月，赵元任为徐志摩诗歌《海韵》谱曲。

 

 

 

《赵元任日记》

赵元任素有逢事必记和片纸不丢的习惯，他从1906年开始写日记，直至1982年去世。其日记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学术历程、人物交往、观点见解、生活感悟等诸多方面。这部历时七十六载的日记内容丰富、文字凝练、保存状况完好，是一份极为珍贵的纪实档案文献。

我馆所收藏赵元任日记全部影印件系其家人后代所捐赠。日记文字大多以中英文两种语言书写，此外也使用少量的其它语言及符号，如使用国语罗马字（20年代）以及只有他自己才懂的缩写和速记符号。

   本次展览特别摘选赵元任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1925-1928）的两篇日记，呈现他在清华学校任教时的授课研究及日常生活等。 

赵元任日记（1925年9月9日）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赵元任受邀再次返回清华学校任教，并成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在日记（右4：1925W）中记录了1925年9月9日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的情景：“1925 W (SEPTEMBER 9), Opening fall term. New teachers sat in a hall. New…… of the auditorium. The President told us this of the lengthily. Came back with…… to the small road with…… Went to class in Research Institute……”

1925年9月9日（星期三），秋季学期开学，新教师们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发表了题为《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的演讲。午后，在后工字厅开办国学研究院全体茶话会，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吴宓等相继演讲发言。

此日记每页最上方为月、日，下方依次记录了多个年份这一天的日记，这也是赵元任日记1922-1956年间的记录特点之一。 

赵元任日记（1927年1月20日）

1927年，赵元任继续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开设逻辑学和中国语音学两门课程。他在日记中记载（左下2: 1927 Th）：“1927 Th（JANUARY 20），上午在大楼考旧制生Logic（逻辑学），同时译Karlgren《谐声说》。下午看卷子，开评议会，4点开到8点才完。讨论给学生免费、学校经济、研究院等事。晚上？TS来，梅月涵来，说到十一时离楼。”（左侧为赵元任自己附加的日记提纲）

赵元任在此篇日记中记录了日常教学、学术研究以及教务行政等繁忙的教职工作，同时提到了正在翻译瑞典汉学家、语言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著作。1924-1925年间，赵元任游学欧洲并结识海因尼兹、梅耶、高本汉等欧洲著名语言学家。之后，赵元任多次往返瑞典与高本汉会面讨论中国音韵学问题。

 1927年，赵元任夫人杨步伟聘请五芳斋厨师，在清华园大门前右方、南院对面的小河边开起饭店“小桥食社”，一时风靡清华园。图为杨步伟在记账。

 1927年，赵元任将英国作家米尔恩的《坎伯利的三角恋爱》改编，用白话口语翻译，改成剧本《最后五分钟》。图为《最后五分钟》在清华演出剧照（1927年）。

赵元任（左一）、王慎名（左二，反串女角）、苏宗固（右一）。

1927年秋，赵元任除在清华任教外，还选择以吴语为主题展开方言调查。这是赵元任在国内第一次系统运用现代语言研究方法进行方言调查。图为赵元任（左二）在站台上。  

《新诗歌集》（1928年）

赵元任编，1928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歌集有谱头语、目录、序、曲谱目录、正谱（即五线谱）、简谱、歌词读音、歌词字音表、歌注等内容。收入赵元任1922年以来创作的歌曲，歌词选用当时新诗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作品，包括胡适、周无若、刘大白、刘半农、赵元任、徐志摩等人创作的白话诗，来自胡适《尝试集》、许德邻编《白话诗选》、刘半农《扬鞭集》、赵元任《国音新诗韵》等。有《他》《小诗》《过印度洋》《卖布谣》《织布》《听雨》《秋钟》《劳动歌（合唱）》《上山》《也是微云》《教我如何不想他》《茶花女中的饮酒歌》《瓶花》《海韵》共14首。

1930年，近代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萧友梅评价近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应以《新诗歌集》“最有价值”。他把赵元任称为“中国的舒伯特”，认为赵元任创作舒伯特派的艺术歌曲，为我国音乐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儿童节歌曲集》（1934年）

陶知行作歌，赵元任制谱，1934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共收录五首儿童歌曲：《儿童节歌》《小孩自动歌》《儿童工歌》《小孩不小歌》《手脑相长歌》。其中《儿童节歌》为重唱作品，其余为单声部作品。歌谱有正谱（即五线谱）和简谱两个版本，前为正谱，后为简谱。该书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再版，并列入中华儿童教育社丛书。歌曲为和声谱。曲目也有所变化，共六首，为《儿童节歌》《手脑相长歌》《儿童工歌》《小孩不小歌》《小先生歌》《春天不是读书天》。陶知行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原名。

本书是赵元任配合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儿童教育，为实现音乐的教育功能而创作，鲜明宣扬了陶行知“知行合一”“手脑并用”的教育思想，曲调与歌词都贴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展品为1934年初版。

 

The Technique of Choral Composition（《合唱创作技巧》）（1945年）

阿奇贝德·特·达维逊（Archibald T. Davison，1883-1961）著，哈佛大学出版社1945年出版。达维逊是赵元任和赵如兰（赵元任大女儿）的作曲老师，该书扉页有他题给赵元任的签赠。

达维逊是美国指挥家兼音乐学家，曾任哈佛大学音乐教授，著有《合唱指挥》（Choral Conducting）、《合唱创作技巧》（The Technique of Choral Composition）、《音乐史选集》（The Historical Anthology of Music）等。

本书提出了有关合唱歌手与合唱指挥许多有益的指导思想和见解，谱例丰富，内容充实，包括合唱曲的谱号、音域及组合，技术基础，惯用的合唱手法，多重声部写作，伴奏，特殊合唱队，歌词，形式等，被《纽约时报》评价为“价值连城”。1986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合唱作曲技巧》。   

   

《欢送赵元任先生》（1927年）

1927年10月7日下午四时，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会于二院会话室设茶点，为即将赴江浙一带考察方言的国学研究院导师赵元任先生饯行。1927年10月14日，《清华周刊》报道了这次活动。欢送会后，赵元任于当月下旬南下江浙多地调查吴语，记录了大量第一手方言语料，随后形成专著《现代吴语的研究》。《民国日报》教育副刊将赵元任此番南下之行称为“中国破天荒之语言调查”。

这篇报道寥寥数语，不仅表达了对赵元任考察成果的美好期待和重视，还勾勒出赵元任在清华学生心中的独特形象：文中“善理论上催眠”形容其讲课风格幽默，课堂常使人沉浸其中；“小桥食社”则是其夫人杨步伟与友人合办的餐饮雅集，可见其生活情趣；“莺喉唱谱”指他精通音乐，能演唱并记谱。该文将一位博学多才、风趣亲切的学者形象跃然纸上。 

《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

《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学术著作。最早由清华学校研究院印行，并于192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27年，赵元任主持中国首次现代语言学方法的汉语方言调查，本书就是这次方言调查的最终成果。调查期间首次使用国际音标记音法、系统的表格调查法等科学调查手段，使得调查更加精确且规范化，在语言学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书提出吴语保留古汉语的浊塞音（[b][d][g]），至今仍是方言学者区分吴语语音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苏州话中“皮”的声母既不同于普通话声母p，也不同于b，而是更加浑厚低沉的浊音[b]，发音时声带持续振动。 

《方言调查表格》

赵元任根据方言调查需要，制作了多种调查表格，《方言调查表格》就是其中之一。《方言调查字表》（赵元任著，1930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铅印）以该书为蓝本写成，在方言调查和音韵分析这两方面的影响甚大。

此次展出赵元任制作的方言调查表格复制件，内有大量手写标记。表格由“3000例字表”“声调”“语助词故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字表中可以看到作者以手写国语罗马字为例字注音。第二部分，声调的相关章节则展示了“全浊上去问题”“并重两字声调”“声调检测词表”“五线谱记调”“发音人资格”等内容。第三部分，“语助词故事”将“北风跟太阳”的寓言故事用于调查语助词，并有手写注音。三部分内容贯穿，展示了语言、音乐、文学三者之间关系密切。 

《最后五分钟》序

赵元任1929年为戏谱《最后五分钟》所写的序言，共17页。

在这篇序言里，赵元任谈到了创作这本戏谱的三重兴趣：宣传国语罗马字、研究中国语调、探索对话戏这种艺术形式。他把这本戏谱看作推广国语罗马字的通俗读物、研究语调的鲜活材料，以及规范对话戏演绎的科学范本。

赵元任还在序言中首次阐述了“戏谱”观念——主张用音乐和语音学的符号，为对话戏的台词标注音高、时长、轻重等语调细节，让演员像唱歌一样精确地说台词。这样一来，戏谱就不再是普通的剧本，而是引入了乐谱的特点。赵元任是将“戏谱”的理念应用于汉语话剧的先驱。

《最后五分钟》凡例

《最后五分钟》的凡例包含三个部分：Ⅰ.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Ⅱ.戏谱凡例；Ⅲ.演戏注意。其中第Ⅰ部分是1928年由蔡元培领导的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的“国音字母第二式”，它是阅读这本戏谱的基础。凡例的细节处处彰显这份戏谱的独特之处：用多种符号标注台词的延长、中断、换气以及是否配合动作，甚至连“咱们”与“我们”的用法都做了严格区分。演戏注意中更要求演员从用词、字音到表演动作，皆须严守谱式，不得随意改动。

赵元任试图以语言学家的严谨，为对话剧建立一套如同乐谱般的规范，使每一句台词都能准确传达应有的语气与情感，从而贯彻“艺术以艺术为目的”的表演观，同时推动国语罗马字与标准国语的普及。 

戏谱《最后五分钟》（1929年）

《最后五分钟》是赵元任1927年用北京口语编译的一本独幕剧戏谱，也是他语言实验与艺术实践的重要成果。该剧根据英国著名作家A. A. Milne（米尔恩）的剧本The Camberley Triangle（《坎伯利的三角恋爱》）改编，将故事背景与人物进行了本土化处理。同年4月，赵元任亲自导演此剧，并在清华大礼堂第一次公演，演员均为清华学生，生动实践了他所倡导的国语标准化理念。1929年，这本戏谱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全称为《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 最后五分钟 一出独折戏 附：北平语调的研究》，长达28字，书后附有赵元任的学术论文《北平语调的研究》。作家汪曾祺曾盛赞这是“一本妙书”。

与普通剧本不同，这本戏谱的最大特点是用赵元任参与制定的国语罗马字和各种符号，精确标注了所有对话的声调、轻重音、延长与停顿等语调细节，相当于为演员的每一句台词都定了“谱”。它既是推广国语的通俗读物，也是一份严谨的语言学试验成果，集中体现了赵元任推动国语罗马字普及的理想，以及以科学精神规范艺术演绎的追求。

  

1930年12月17日，适逢胡适四十岁生日，胡适夫人江冬秀与其同岁。赵元任代表朋友们执笔创作贺寿白话诗，由毛子水誊写，装裱后挂在胡适家客厅。朱自清评此诗是一首具有游戏味又不失庄重的白话诗“范文”。

 

1931年，赵元任继续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语言组工作，并在清华大学兼课。

   

 1932年2月至1933年10月，赵元任向中央研究院告假，到华盛顿接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主任工作。图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合影（1932年3月）。

后排自左：苏宗固（二）、王慎名（四）

中排自左：韩权华（一）、钱端升（二）

前排自左：赵新那、杨步伟、赵元任、赵如兰

赵元任（左）与李方桂（右）（1933年冬，上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成立后，赵元任亲自主持多次大规模方言调查：1928-1929年两广方言调查，1934年春徽州所属六县方言调查，1935年春江西五十六处方言调查，1935年秋湖南方言调查，1935年12月湖北方言调查。

  

《刘半农先生》（1934年）

赵元任为悼念挚友刘半农所写的纪念文章，刊于《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34年第4卷第4期。

文章回顾了赵元任与刘半农的交谊，起初赵元任以新诗人的身份认识刘半农，后共同进行语音实验研究，发现刘半农不仅是风趣文人，更是“卖力气硬干”的语音实验家。在巴黎留学期间，刘半农在狭小的住所内进行汉语声调实验，并且秉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先后发明音高推断尺（测量和记录语音声调频率的物理工具）和乙二声调推断尺（测量语音声调绝对音高‌的实验仪器），为汉语声调研究留下重要工具。二人不仅共同创办“数人会”，讨论国际音标、国语罗马字等问题，还长期一起编曲、讨论乐律，刘半农离世前二人仍在探讨歌曲创作事宜。

赵元任梳理了刘半农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成果，叹惜学界痛失英才，也悲悼自己失去一位在文学、语言、音乐上皆相通的挚友。

 

刘半农先生挽辞（1934年）

赵元任为刘半农撰写的挽辞，刊于1934 年《国语周刊》第 159 期。刘半农于 1934 年7月病逝，赵元任特撰此联以表悼念，同期载有钱玄同、黎锦熙、胡适等学界同仁的挽辞。

上联“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记述二人长期在词曲创作、语言研究等领域密切合作。两人配合如双簧相和、珠联璧合，如今挚友离世，再无佳词相和，此后难成新曲，道尽失却知音之痛。下联“数人弱一个”记述二人“数人会”情谊，1925年刘半农发起数人会（典出隋代陆法言《切韵·序》“我辈数人，定则定矣”，取先贤“数人定音”之意，彰显学者们以音韵研究、规范国语为己任的学术追求），赵元任、钱玄同、林语堂等人参与，每周研讨国际音标、国语罗马字等问题，刘半农去世，数人会少了一位核心人员。“叫我如何不想他”化用两人合作名曲，以歌悼友，痛彻心扉。

 

赵元任唱《教我如何不想他》（磁带）（1981年）

《教我如何不想他》为刘半农先生 1920 年创作的现代白话诗。1926 年，赵元任为该诗谱曲，该音乐作品收入赵元任的第一部音乐作品集《新诗歌集》中（商务印书馆 1928 年出版），后录制成唱片，广为传唱。它是赵元任与刘半农深厚友谊的见证，至今仍被视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

1981 年 5 月 22 日，赵元任在家人的陪同下回到清华大学，刘达校长、张光斗副校长接待并陪同参观。当日中午，刘达校长在北海仿膳宴请赵元任一行，在座者有梅贻琦夫人韩咏华、陈岱孙、张光斗、王力、刘君若、梅祖彦和王积康等。在午宴上，刘达校长请赵元任唱《教我如何不想他》。

 

展品磁带为在此次午宴上，刘达校长请赵元任唱《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歌曲的现场录音。可扫描二维码聆听原音。

  

《国语罗马字常用字表》 （1930年）

国语罗马字全称“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根据北京音，以赵元任的方案为基础，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采用26个标准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不用附加符号，以字母拼法变化表示声调，体系严谨。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该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它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被国家正式公布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声韵母拼写设计奠定了基础。

本常用字表由赵元任编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刊行，包含两个部分：

1. 凡例：列出国语罗马字的声母、韵母，对照标明注音符号（国音字母第一式）和例字，并详细介绍声调拼法，还为各种方言使用者列出可试查的声韵母。

2. 常用字表：采用“同页同韵、同横行同声母、同竖行同声调”的排列方式，在每个音节旁列出常用汉字，并在部分汉字后注明词性、释义或例词。 

  

《国语罗马字与威妥玛式拼法对照表》 （1930年）

威妥玛式拼音（Wade-Giles system）简称威氏拼音，19世纪中叶由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创立，后经英国学者翟理思（H. A. Giles）修订。最大优点是利用送气符号（'）来表示送气的声母。声调用阿拉伯数字1、2、3、4分别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标在音节右上角，一般只在辞书里用。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威式拼音是国内外流行的中文拼音方案。

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1929年，赵元任“为便于已经懂威式拼法者对查起见，特将这两种拼法制成对照表式”，同年发表于《国语旬刊》。本展品为1930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发行的单本。

该对照表按威氏拼音的音序排列，每个威氏拼法的音节分别标注四声和轻声，逐一对应国语罗马字拼法及相应汉字。部分汉字后注有词性、释义或例词。附录为中英文双语，包含两种拼法的声韵母对照表、国语罗马字声调拼法，以及两种拼法下的26个拉丁字母名称对照表。

  

1934年9月，赵元任到郑州参加国语罗马字推广会议。 

 

《国语辞典》第一册 （1937年初版）

《国语辞典》共四册，于1937年至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收录单字约1.5万，复词约9万，按注音符号顺序排列。汪怡、徐一世等参与‌编纂‌，黎锦熙、赵元任、钱玄同参与校订。该辞典以近现代词语为主，释义“简而不漏、浅而不陋”，是民国时期汉语规范性词典。黎锦熙、汪怡分别为本书作序，详细介绍了编纂的缘起、经过及难处，并指出‌编纂‌期间“国难严重，华北紧张，经费不能照支”等困难。

本展品为《国语辞典》初版第一册，包含声母为B、P、M、F、D、T的字词。赵元任时任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原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本辞典的校订工作。在展品扉页前一页，可见赵元任的签名，以及他手写的十余处修改意见和疑问，可见他在本书出版后仍对校订工作持有严谨态度。黎锦熙在序中还说明了该辞典名称的由来：赵元任提议将“国音普通辞典”改名，一是此名称不够简洁，二是“内容是以‘国语’的复合词为主，并非仅在单字上注定‘国音’的”。

  

 1935年10-11月，赵元任、杨时逢、葛毅卿三人到湖南进行方言调查。26天里，对75个县的方言完成第一次调查，灌制了144张双面留声片。图中赵元任（左一）、杨时逢（左二）、葛毅卿（右一）在听湖南人发音（1935年10月）。

 

 1935年12月至1936年5月，赵元任先后赴湖北钟祥进行方言调查，完成《钟祥方言记》，并与杨时逢、丁声树、吴宗济三位助理到湖北调查方言，记录64地的方言与故事。图为赵元任（右一）核对湖北人发音（1936年5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校长梅贻琦，教授庄前鼎、胡适等人赴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各界人士关于国是问题谈话会。图为赵元任在南京迎接开会回来的梅贻琦等人。

（从左至右：庄前鼎、赵新那、胡适、梅贻琦、赵元任、杨步伟）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路过昆明拓东路。长沙临时大学284名由男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于当年2月20日离开长沙，4月28日抵达云南昆明，旅途68天，全程1663.6公里，除休息及乘车船外，实际步行40天，每天平均约32.5公里。

1938年8月1日，赵元任全家乘火车离开昆明，辗转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赵元任在照片背面注：“Goodbye, everybody! Leaving Kunming Aug. 1938 for America”。 

1946年5月28日，胡适为庆祝赵元任夫妇银婚的贺诗与贺词。

1946年6月1日，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全家到照相馆拍摄全家福。

后排从左至右：二女婿黄培云、二女儿赵新那、四女儿赵小中、三女儿赵来思、大女儿赵如兰、大女婿卞学𨱑。

前排从左至右：杨步伟、赵元任。 

 

《粤语入门》（1947年）

《粤语入门》（Cantonese Primer）是赵元任1942年在哈佛暑期学校开设粤语课教学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教材。该书的主要编写工作于1943年完成，194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一本教材，该书在课文之后配有课后练习，题目与答案以不同字体写成，加以区别，体现出作者在语言教学上的用心。习题后附有每课生字，仔细书写出每一生字的笔画顺序，其中不乏粤语中特有的方言字。

在编著课本的同时，赵元任还灌制了粤语课本唱片。在《粤语入门》的留声片中，赵元任的学生、小提琴家拉斐尔·希利尔（‌Raphael Hillyer）诵读了一篇演说。《粤语入门》是赵元任在汉语教学实践过程中编撰而成，因此书中收集了大量“活的语言”，包括日常交谈对话等，为美国的汉语教学带来学习方法的根本性改变。

 

《国语入门》手稿

《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是由《粤语入门》改编而成的汉语普通话教材，赵元任最先使用在哈佛大学主持的美国陆军特殊培训班的教学实践中。该书于1948年正式出版，全书除第十九课、第二十课和第二十一课为后来编写，其余均为在训练班使用过的教材。《国语入门》中讲授的汉语文法较之《粤语入门》要更为详细，全套课本分为国语罗马字版和汉字版，汉字版课本中还包括汉字的笔顺等教学内容。

《国语入门》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概括介绍汉语语言、语音的特点以及汉语语法与汉字的学习方法，第二部分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汉语的声调、声母韵母和变调系统，第三部分为课文，共有二十四课，以对话体文章为主，兼有记叙文和诗歌。该书有注释，对课文中的生词和语法要点进行解释。与《粤语入门》一样，在课后附有习题和答案，体现出其教材的特点。《国语入门》手稿是该书印刷所据的底稿，殊为珍贵。

《国语入门》的编写全面应用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汉语，着重于从语言的结构出发，来分析词语、句子的组合关系。同时，因其主要应用于教外国人说汉语，所以侧重于对口语的分析。这一著作也成为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奠基作之一。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第一册）：钟祥（城内）分地报告》（1948年）

1928年8月，赵元任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主持筹建语言组并出任主任，同年年底启动方言调查工作。继两广、陕南、徽州、江西、湖南等地的方言调查完成之后，1935年12月开始了第六次方言调查——湖北方言调查。

赵元任认为钟祥地处湖北省地理中心，对钟祥方言进行详细的记录与分析，大致可视为对华中地区代表性方言的系统整理与记载。1936年，赵元任邀请李博父老先生（李济的父亲）作为城内的代表发音人，陈道圃先生作为西北乡的代表发音人，分别灌制了钟祥方言留声片。湖北方言调查由赵元任与杨时逢、丁声树、吴宗济三位助理共同开展，一共记录了64地的方言。该报告包括分地报告和综合报告两大部分，是我国方言田野调查工作和方言调查报告编写的指导性著作。

本展品为《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第一册）》钟祥（城内）分地报告，包括发音人履历、声韵调表、声韵调描写、与古音比较、同音字表音韵特点和会话这七个方面的内容。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第二册）：湖北方言地图》（1948年）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汉语方言地区性调查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该报告由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整理编纂，1938年7月7日于昆明完成，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期间工厂被炸，经过两次重排，直至1948年才正式出版。该报告在出版后为国际语言学者所重视，成为方言调查报告的蓝本。

第二册接续第一册的分地报告内容，主体为湖北方言调查的综合报告，包括综合材料、湖北特点及概说、湖北方言地图等内容。

本展品为《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第二册）》中湖北方言地图之第零图：参考地图。 

  

《石室诗士食狮史》（Story of Stone Grotto Poet Eating Lions）

20世纪初，中国发起文字改革运动，主张废除汉字，以罗马字母拼写汉语。尽管赵元任先生是“罗马字汉语拼音方案”的发明人之一，他也认识到汉字拼音化的局限。赵元任认为，拼音文字只能用来书写现代口语，不能拼写文言，不能区分同音汉字。于是，他创作了一篇著名的同音文言文《石室诗士食狮史》，正文94字，后扩充为103字。全文所有汉字均由音节“shi”写成，用以说明“在有限的某种用文字的场合里头，是非用汉字不行”。即如果只用拼音，不用具体文字表示，读者无法清楚了解故事含义。

赵元任先生还创作了《忆漪姨医疫》《嵇熙戏犀》《记饥鸡集机脊》这三篇文言同音文。（《忆漪姨医疫》最初由伦敦大学天文台江涛先生编写，赵元任先生添改）。

致谢证书

1960年，赵元任先生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撰写“中国语言（Chinese Language）”条目。大英百科全书编辑部（Board of Editors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为赵元任先生颁发致谢证书。

《中国话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1968年）

1968年，赵元任先生系统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英文著作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赵元任以北京方言的语言结构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选取口语语料对汉语的语法事实进行全面的描写和独到的分析，具体包括对句子、词语的类型以及语音语调的分析。在语言学研究中，结构主义语言学注重对语法事实进行精确描写和分类，通过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语言结构的特点和规律。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评价，赵元任先生的两部著作《国语入门》（1948年）和《中国话的文法》奠定了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国内居于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汉语语法基础。

原书的主要阅读者为英语读者。后经语言学家吕叔湘翻译并稍作修改，书名改为《汉语口语语法》，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更加合乎中国读者的需要。

 1973年5月13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赵元任夫妇，并进行亲切谈话。